這張照片的下半部展現的是繁榮的南韓，在夜幕降臨時：有如繁星閃爍的銀河，綻放出富足的光芒。南韓人下班後，從明亮的道路上開車離去，在燈火通明的餐廳、購物中心、文化中心享受夜晚時光，或是在照明充足的家裡與家人共度。反之照片上半部，是世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北韓，完全被黑暗吞沒。大多數北韓人在電力時斷時續的黑暗中，便早早準備就寢。北韓無法提供足夠的能源使電網能夠時時通電，即使首都平壤也不例外。

南北韓這種差異，並非地理或文化不同所造成，也並不代表北韓人缺乏布建與維護電網傳輸順暢的知識。過去一千年大多數時候，朝鮮半島主要是一個單一社會群體，人民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可是二次大戰後，韓國被劃分為美蘇勢力範圍，由此產生不一樣的政經體制。北韓貧窮，技術發展落後，類似柏林圍牆倒塌前的東德，那源自限制個人自由與經濟自由的政經體制。對政府權力節制不足、法治不彰、財產權不受保障，再加上中央計畫本身缺乏效率，扼殺了企業家精神和創新，反倒鼓勵貪腐，滋長停滯和貧窮。難怪二〇一八年南韓人的人均所得水準比北韓人高二十四倍，二〇二〇年的平均壽命多十一歲；依照其他生活品質衡量標準，南北韓也是同樣天差地別。

好的政經體制，才能促進經濟、強化人口

二百多年前，英國政治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和李嘉圖都強調專門化和貿易對經濟繁榮的重要性。然而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經濟史學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所說，貿易得以存在的關鍵先決條件之一是需要某些政經體制，譬如具約束力、可執行的契約，可促成並鼓勵進行貿易。簡單說就是適用的體制如果無法防範違約，甚至詐騙、偷盜、恐嚇、私相授受或歧視，貿易往來就可能困難許多，也不易得到貿易通常的好處。

古早時代，社會依賴親屬關係、部落族裔網路、非正式體制來協助及促進貿易。例如中古馬格里布（Maghrib，譯注：古地名，在非洲西北部）商人對違約者實施集體抵制，並依靠與廣泛社群的特殊關係，在北非各地甚至更遠之處發展出蓬勃的跨國貿易。可是隨著人類社會變得越來越大、越複雜，就必須正式確定這些規範。社會後來若能發展出有利於貿易的體制，如共同貨幣、產權保障、統一執行一套法律等，就更能促進經濟成長，強化人口規模、組成與技術進步間的良性循環。在發展有利於貿易的體制上，起步晚的社會就會落後。

在人類歷史過程中，當政經權力集中於狹隘的菁英階層之手，他們得以保護本身特權，維持既得利益，這通常都會阻擋進步的浪潮。它扼殺自由企業、妨礙對教育大量投資、壓抑經濟成長與發展。對有利於菁英壟斷權力，使不平等持續存在的體制，學者稱之為榨取式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反之，能夠分散政治權力、保障財產權、鼓勵私人企業和社會流動的體制，稱之為包容式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在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中論證，這種政治體制不同會產生各國間的差距。榨取式體制一般會阻礙人力資本累積、企業家精神與技術進步，從而延緩由停滯進到長期經濟成長；而包容式體制則會增強這些過程。

「獨裁」對經濟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不過從歷史看，榨取式政治體制不見得對所有經濟發展階段都有害。獨裁者其實偶爾會為回應其政權受到的外來威脅，精心策畫重大改革，比如普魯士在一八〇六年被拿破崙擊敗，還有日本十九世紀末的明治維新。此外在朝鮮半島分為兩半後，南韓數十年間都是獨裁政府，到一九八七年才開始民主轉型，可是三十年裡南韓創下傲人的經濟成長，北韓卻仍待開發。南北韓起先都是獨裁統治；雙方基本差別在於經濟理念。首爾獨裁者採納私有財產保障，並推動影響深遠的農業改革，將政經權力下放；平壤則選擇將私有財產及土地大量收歸國有，並實行集權式決策。早期的這些區別使南韓早在尚未民主化之前即在經濟上大幅領先北韓。過去統治智利、新加坡、台灣以及目前仍統治中國和越南的非民主政權，也同樣擴大投資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本、採用先進技術、促進市場經濟，成功地激勵長期經濟成長。

非包容式政治體制雖能與可行的包容式經濟體制共存，不過這多半是特例，而非常規，在人類歷史的重要關頭，常規看來有關鍵作用。包容式體制的存在也許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何世上有那麼多地方，工業革命卻最早發生在英國；而榨取式體制的存在則能解釋，為何某些前殖民地獨立後，過了數十年經濟依然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