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賺多少才夠？到了某個點，賺更多錢過舒適生活的欲望，就變成貪婪了嗎？

經濟學教科書說，你變得越富有，就應該會變得越不關心賺更多錢，這是基於「邊際效用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的概念。快樂或幸福的衡量指標似乎大致證明了這點。

根據多數研究，多得1萬美元會使窮人快樂許多，但如果你已很富有，多增加的1萬美元不會使你增加多少快樂水準。若真是如此，何不把最高稅率提高到80%或90%，重新分配錢，使窮人更寬裕，同時又不損及富人的快樂程度？或者，也許我們可以徵收很高的財富稅，或對薪資設定上限？

基於這些理由，世界知名的不平等程度衡量專家Anthony Atkinson認為，我們應該把所得稅最高稅率訂在至少70%，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作者Thomas Piketty主張在此之外課徵全球財富稅。

但現實中，多數先進經濟體沒有這麼做，趨勢一直朝反方向發展。那些已很富有的人似乎想要變得更富有，不論這是否使他們更快樂，或他們是否「需要」變得更富有。一年賺100萬美元的投資銀行從業者，想為一年1000萬美元所得的人操盤避險基金；在美國，平均年薪幾百萬美元的棒球員，為了從億萬富豪球隊老闆那裡爭取到更多錢而發起罷工。諸如此類有錢人想賺更多錢的例子，不勝枚舉。

若報酬更少，企業領導人、創業者，或足球員，會比較不努力、創造較少的財富嗎？

就某些方面來說，大概不會。很少證據顯示，在「績效相關獎酬」制度之下，高階主管會表現得更好，很常見的情形是，高階主管獲得的獎酬跟他們的實際績效表現沒有多大關聯性。也沒有多少跡象顯示，執行長的薪酬與美國公司一般員工的薪酬比率從1965年的20:1提高到300:1，企業績效表現也進步了。雖然高酬勞的運動明星的確是很傑出、非常有幹勁、有才華，但他們大概跟50年前酬勞遠遠較少的運動明星沒多大差別。

「富人跟我們不一樣。」—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

「是的，他們更有錢。」—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只是為了繼續得分

但從其他方面來看，變得更富有似乎是重要的。微軟、谷歌及臉書激烈的競爭，並非因為它們的創辦人及業主「需要」賺更多錢，而是因為投入時間及心力於創立一家成功新創公司的那種人，也是想要公司成長得越來越大的人。不是只有已經很大的公司如此，無數科技業新創公司的創業者每週工作7、80個小時，冀望其事業可能成為下一個臉書，雖說這希望渺茫，但並非完全不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套用美國石油富豪Haroldson Hunt的話，「錢本身不是目的，只是為了繼續得分。」我們全都知道，不論比賽獲勝有無獎品，沒有記分制的比賽就是沒那麼有趣，激勵作用小得多。

也可以說，富者想變得更富有的欲望既創造了財富，也為其餘的人創造了稅收。儘管許多人覺得這背後動機可疑或無法理解，但無疑的是我們確實受益。谷歌或臉書從事的活動或許有很多令人擔心之處，但總的來說，我們在過去20年間看到的技術創新風潮以及持續競逐更大進展，確實使消費者獲益。換言之，就算傳統經濟學無法解釋，但是當代資本主義受益於一小群貪心者的存在與努力。再者，若我們夠幸運，一些億萬富豪可能會覺得有義務把他們部分的錢回饋給社會。

需要貪婪？

那麼，若我們想限制或消除「貪婪」，但同時又保留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力，該怎麼做？課更高的稅或限制高階主管的薪酬，傷害性可能比許多人想像的要低，公司仍然能夠聘用執行長，歐洲冠軍聯賽仍然會舉行。

尤其是金融業，完全看不出限制高階主管過高的財務性酬勞，會對更廣的經濟造成什麼傷害，實際上很可能有益。不過，競爭及「贏」的欲望似乎確實對資本主義的好壞兩面都屬必要。我們的確可以使貪婪行為變得更不為社會接受，且經濟上更難做到，但這當然得付出代價。

「這世界說：『你有需求，你應該滿足它們。你擁有的這個權利跟有錢有勢者一樣多，不需猶豫，儘管去追求滿足你的需求，事實上，你應該擴大你的需求，需索更多。』這是現今世俗的信條，他們相信這就是自由，但這帶給富人的結果是孤獨與自殺，帶給窮人的結果是嫉妒與謀殺。」——節錄自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著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