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殖民主義遺產如何影響長期發展？為什麼有些殖民地成長為富國，有些卻身陷貧窮泥淖中？
有一種學說強調，大多數前殖民地都承襲了殖民國的法律制度，採用英美法系的制度與經濟繁榮成正相關。
有證據顯示，19世紀歐洲人大量聚集到的殖民地，經濟成長的可能性遠大於以原住民人口為主的殖民地。

北美、澳紐等大片區域，人口相對稀少且技術較落後，在被殖民後，經濟快速成長。中南美洲人口密集地區，曾興起最進步的文明：壯闊的阿茲提克（Aztec）、印加（Inca）和馬雅文化，到近代卻遭遇發展遲緩，反而被北美的歐洲殖民地所超越。

這多半是意料之外的財富逆轉。法國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看不起英法為了北美的殖民地而衝突不斷，說那是為「幾畝雪地」打架。1756至63年的7年戰爭（Seven Years War）最後是英國獲勝。戰後談判領土的期間，很多人認為英國應該要求擁有法國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那裡的農園用奴工耕作，獲利豐厚，英國不該要求法國的北美殖民地，那裡剛受過殖民地戰爭摧殘。

可是，後來那「幾畝雪地」成為地表最富裕的地區之一。是什麼原因造成財富如此明顯的逆轉，過去幾十年曾引起激烈的學術辯論。殖民主義遺產如何影響長期發展？為什麼有些殖民地成長為富國，有些卻身陷貧窮泥淖中？

跟殖民國法律制度息息相關

有一種學說強調，大多數前殖民地都承襲了殖民國的法律制度。前英國殖民地和保護國，包含澳大利亞、加拿大、香港、印度、紐西蘭、新加坡都採行英美法系，而前西葡殖民地，如安哥拉、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印尼、墨西哥實行的則是不同形式的大陸法系。

英美法系對投資人和財產權提供較多保障，實證研究也指出，採用英美法系與經濟繁榮成正相關；以人均所得計，前英國殖民地比其他列強的前殖民地享有較多、較久的繁榮。不過我們不可忽視一點，也許是英國剛好殖民在經濟潛能較大的地區，或是英國殖民者本身帶來推動經濟的特殊技能、態度和作法。

不同的氣候條件也可能延長殖民對當地體制的影響。中美洲及加勒比海的氣候和土壤最適於種植咖啡、棉花、甘蔗、煙草，這些作物需要大面積的農園才能有效率的耕種。因此這些地區在殖民時代出現的農業，特徵都是土地所有權集中，導致財富分配不均、強迫勞動、甚至奴隸制，那是所有體制中壓榨最甚的，於是不平等牢不可破，也阻礙成長。

其實即使到後來，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和美國南部的土地所有權依舊極度集中，使得經濟難以發展。地主反對投資於公共教育，以防止工人遷往都會區，都會區卻需要較多受過教育的勞工。這些力量直接阻礙人力資本累積、工業化和經濟成長。

兩相對照，北美殖民地（美國南部除外）的氣候條件更適於混合農耕及畜牧，因此促成小型家庭農場的成長，財富分配較平等，並實行包容式政治體制，像是民主、法律平等和保障財產權，這些都有利於長期繁榮。諷刺的是，這些體制卻具高度歧視性：否定美國非裔及原住民的公民自由，還剝削他們，成為其「包容性」不可或缺的一環。

人口密度vs進步

有一種相關的學說認為，技術曾較北邊鄰居更先進的中南美洲後來卻成為美洲較貧窮地區，這種可怕的間接後果是哥倫布時代前的人口密度變化造成。

在馬爾薩斯時期，技術發展和人口密度齊頭並進，人口密集區自然文明最進步。因而殖民政權更有意願在這類繁榮地區建立榨取當地眾多人口財富的體制。當這些殖民地獨立時，繼歐洲殖民者而起的當地菁英權大勢大，他們沿襲這些榨取式、耽誤成長的體制，以維持和增加經濟、政治不平等帶來的好處，使這些地區受到無法開發的詛咒。

反而在較不進步的地區，人口密度低，殖民政權便往往定居下來，為自己而開發這些區域，通常也是先摧殘、驅趕或征服當地原住民。他們為自己、也為後世子孫的利益，建立包容式、有助成長的體制。這些體制雖然極為歧視美國非裔及原住民，但是對當地整體經濟發展是有貢獻的，財富的逆轉便由此而來。

有危險的環境

歐洲人比較不會大量移民到瘧疾、黃熱病等疾病死亡率較高的殖民地。會到那些地方的歐洲人，多半是統治階級：官員和軍人，並非移往北美洲的墾荒者。他們為臨時任務而來，建立剝削和奴役當地人口的體制。

歐洲移民大規模定居的地方較少盛行致命疫病，像是北美洲，那些移民支持建立較包容式的體制，有利於吸引更多歐洲移民及長期經濟成長。到移民時代結束時，北美、澳紐出現的獨立國家繼續實行這些半包容式體制，而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的很多在地菁英，卻繼承並延續榨取式體制。

因此，不同地方移民人口的死亡率，或許可以預測之後興起的現代體制屬於何種性質。要是移民死亡率（及基本疾病環境），對當前的經濟繁榮沒有直接影響，那這比率可以當作評估體制對經濟繁榮影響的變數之一。使用這種方法的研究發現，歷史上的統治體制確實對現代各國的財富有重大影響。

不過這種論點也遭到批評，批評者認為，對歐洲移民致命的疾病，對原住民也可能致命。致命疾病盛行也可能降低當地人的生產力，以致破壞繁榮，但是與政治體制的間接影響無關。的確，過去移民死亡率較高地區，現在死亡率仍是較高。所以造成疾病肆虐地區的經濟始終不發達，也許不只是當地殖民體制的本質使然，有危險疾病的環境本身也是原因。

殖民國的人力資本

要區隔殖民體制的影響，與歐洲移民技能的影響也一樣不容易。當歐洲人移往殖民地時，曾驅趕大量原住民，帶來某些知識技能，以及與歐洲祖國的商業連結。的確有證據顯示，19世紀歐洲人大量聚集的殖民地，享有經濟成長的可能性，遠大於以原住民人口為主的殖民地。所以看似體制造成的重大影響，有一部分可能是歐洲移民本身的直接影響，他們帶進人力資本，促進經濟發展。有人甚至主張，比起政治體制的特性和品質，過去的人力資本水準更能夠預測當代的人均所得。

從這個角度看，北美洲的經濟發展比中南美洲相對快速，就不是原先看似的財富逆轉。北美洲成為殖民地前的人口，不是被消滅，就是被迫遷移，顯然反映不出他們的子孫後來過得是好是壞。所以這只代表財富持續而非逆轉，因為目前北美洲的富裕區，其居民的祖先主要是由富裕區移民而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殖民體制塑造經濟發展的力量，在某些地區可能敵不過其他原本存在的體制。以非洲大陸為例：歐洲帝國主義勢力以人為的邊界強行隔開非洲的眾多民族，那段時期有非洲大鍋炒之稱（Scramble for Africa，1884至1914）。相同族裔、部落組織和語言的地區被邊界區隔成不同的國家，歸屬於不同的中央統治體制。有趣的是，有證據指出，影響非洲當前經濟發展主要是，原本存在的地方社會結構和部族體制，而非殖民時期延續下來的國家中央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