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座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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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承諾,定義了他是什麼樣的人!在征服世俗成就的第一座山之後,有一種人選擇攀上第二座山, 臣服於對家庭、志業、信仰、價值的承諾。承諾,不會帶來疲憊,只會產生無窮的力量!看見更深層的自己,追尋靈魂渴求的進階人生。

為什麼有些人在獲得傲人成就之後,卻感到悵然若失?為什麼有些人遇到了家庭、名聲、職場上的挫敗,從此一蹶不振?但是,卻有另外一群人,在遭逢相似的經驗之後,卻能保持熱情、重新振作?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就是人們在面對和追尋人生目標的態度有所不同。

當世俗成就不再滿足你,你要如何為生命找到意義?

今天要介紹的書是《第二座山》,它的副標題是The quest for a moral life,直譯意思是「對道德生活的探索」,中文版把它譯作「為生命找到意義」。

The Second Mountain

道德生活和生命意義,是兩個最古老也最根本的哲學命題,是所有哲學家在對人生和世界進行闡釋的時候,需要首先回應的問題,它關乎我們要過一種怎樣的人生、要奉行一套怎樣的道德律例。

當然不光是哲學家要去思考這兩個問題,我們每個普通人也都會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不自覺地去追問生命意義的問題。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人為什麼而活著?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最著名的莫過於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名言:「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這三種純潔但無比強烈的感情支配著我的一生。」

羅素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普通人或許達不到他的境界,但至少可以從他的這句話裡受到一點啟發,那就是甭管我們的人生追求的是什麼,這些追求都會成為支配我們人生行動的一種指引;思想指引行動,而行動造就命運。

長達27年的婚姻告吹,令作者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

第二座山》這本書的作者大衛布魯克斯註1,是美國《紐約時報》一位人氣很高的專欄作家,受到很多美國精英群體的推崇,他此前的《社會動物》和《品格之路》兩部著作,在暢銷書排行榜都非常有名。

David Brooks

大衛‧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1961年8月11日-)

兩本書談論的主題,是人的成就與性格、品格和道德的關係。在行文中,我們能看到作者的意氣風發和信心滿滿,但就在他寫完《品格之路》之後,他陷入了人生中最動盪的一段歲月:他和妻子長達27年的婚姻走到了盡頭,他搬了家,兩個孩子也離開他去上大學。一個原本美好的家庭,變得四分五裂。

他陷入了痛苦、羞恥和孤獨,而當他想去朋友那裡尋找安慰,卻發現連一個可以訴苦的朋友都沒有,因為長期以來,他為了事業上的成功,對身邊的人總是冷漠疏忽,缺乏同理心,逃避在各種人際關係中應該承擔的責任。面對突如其來的挫折,他開始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他發現自己最大的問題,是陷入了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

他曾經堅定地認為,只要通過個人努力,就能塑造良好的品格,進而取得不錯的人生成就;品格的塑造就像健身一樣,是可以獨自完成的。但是深陷在孤立無援的人生谷底,他發現以往的認識存在誤區,他意識到當前在我們文化中,猖獗的個人主義堪稱災難,片面強調自我成功、自我完善和個人自由,就是一場災難。

什麼是人生的第二座山?

作者在書裡把人生比作登山,第一座山是為了獲取個人的成就,為了外在的名利和享樂。第二座山則是關於奉獻,他強調擺脫自我,捨棄自我,因為受到某種召喚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不過,攀登第二座山的人並不反感世俗的快樂,他們也可以喜歡美食或者是美景,但他們在追求道德快樂的過程中,已經超越了世俗之樂。他們的生活在向著某種終極的善靠攏。

將人生比作登山是一個常見的比喻,比如在希臘神話裡,薛西弗斯因觸犯了眾神而受到懲罰,他被要求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但每當推到山頂,巨石又會滾落下來,前功盡棄;薛西弗斯不斷地重複著這樁苦役,永無止境。

後來薛西弗斯的故事,經過法國作家卡繆註2的闡釋,成為存在主義的經典案例。推巨石上山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徒勞,但是因為人在這個過程中的付出和對抗,而給它賦予了意義。卡繆說:「邁向高處的掙扎,足夠填充一個人的心靈。

因此,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人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布魯克斯也強調快樂,他還為快樂分了好幾個層次,包括身體上的快樂、情感快樂、精神快樂等等。但他認為最高層次的、真正的快樂是道德快樂,其他的快樂都是短暫的體驗,只有道德快樂是永恆的。

他指出,教皇方濟各屠圖主教、救世軍的志願者,可能都擁有這種快樂。他們在道德昇華的強大時刻,消除了憤世嫉俗的感覺,取而代之的是希望、愛、道德鼓舞。

道德昇華讓人有動力去行善去幫助他人

那些道德昇華的時刻,會令人精力充沛,讓人覺得自己有強烈的動力,去行善、去犧牲、去行動、去幫助他人。他的登山理論也就此誕生。因為快樂的層次不同,所以人生追求的層次也有所不同。

他提出人生存在一種雙峰模式。剛走出校園,人們會開始各自的職業生涯或者是組建家庭,確立他們要攀登的第一座山,比如要成為一名律師、一名警察、一名醫生等等。在第一座山上的使命是建立身份離開父母培養自己取得社會文化所認可的成功。比如說擁有體面的工作、漂亮的房子、舒適的生活,然後拓展自己的社交圈。

有些人在登上第一座山以後,嘗到了成功的滋味,但發現這並不令人滿意,他們會心存疑惑:「就只是這些嗎?」他們會覺得前面還有漫長的路要走,而不是陷入了功成名就之後的虛空狀態。

還有的人連第一座山都沒有爬上,在半山腰就摔了下來,跌入了人生的谷底,然後在痛苦、失望和孤獨中掙扎,或者萎靡不振,或者怨天尤人,沒完沒了地發脾氣。

布魯克斯認為,無論登上第一座山的過程是否順利,人們都可能會在某些時刻,感到對人生的不滿足,這時候也就有了第二座山。比如一些成功的企業家或者是娛樂明星,他們已經有了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身價的增長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數字遊戲,不再能激發他們的興趣。

攀登第二座山並非成功人士的專利

這樣的人可能會選擇投身公益事業,或者是文化教育事業,去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比如比爾蓋茲華倫巴菲特建立的基金會,一直致力於消除貧窮、減少傳染性疾病、改善婦女和兒童的生存狀況。他們是在攀登完人生的第一座山以後,再攀登第二座山。

但不是只有順利登上了第一座山的人,才有資格攀登第二座山。有的人從來都沒有登頂過第一座山,他們從半山腰摔到了山谷,但是山谷反而成為造就他們的地方。他們在痛苦中看到了更深層次的自我,察覺到內心深處的愛的本能,渴望去超越自我,關心他人,從而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他們受到某種感召,想要投身於道德事業,過一種道德生活,因為他們看見了比個人幸福更大的福祉。

比如你可能聽說過:某個人得了一場大病,或者是發生了一場差點喪命的車禍,他在病床上重新思考人生,認為自己如果就這麼走了的話,實在是太不值得了。於是他在痊癒之後,發願選擇去做志願者、做義教的老師、社區義工,或者是為他人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醫療服務等等。他選擇投身一項比自身更大的事業。

其實包括布魯克斯自己,也是在遭受人生的挫折之後,才明白有更重要的第二座山,等待自己去翻越。他通過大量的閱讀和思考,想到要寫出這部《第二座山》,以彌補此前著作中的不足。

同時,他還啟動了一個名為「編織社會結構」的項目,這個項目的目的,是讓人們關注那些正在做社區建設和關係修復的基層工作人員。在這項研究中,他發現自己幾乎每天都被那些熱心為社區服務的人感染著。

為何需要有第二座山?

布魯克斯認為,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需要去攀登第二座山,因為我們的社會正陷入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文化,在遭受一場關聯危機和團結危機;個人與群體、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很緊張,因而需要更多的利他主義文化。作者說:「在需要感情的時候,我們過於理性;在需要道義的時候,我們過於功利;在需要關注公眾的時候,我們過於關注個人。

為什麼個人主義會成為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思潮?人是社會性動物,人類之所以能成為萬物之靈長,並非源於體能、速度或者是力量方面的優勢,而是因為人類從群居生活中發展出協作能力,進而發展出文明。

從部落到民族再到國家,一步步走來,個體被編織進一張越來越大的社會網路裡。這種網路中的人數,遠遠超出我們的認知範圍,因而它被人類學家稱為想像的共同體

在戰爭、饑荒、瘟疫等災難面前,人的連接和協作是必不可少的自救手段,但反過來,這張社會之網也會對個體進行捆綁束縛,乃至奴役。所以個人對社會既有依附的需要,又要警惕被其奴役,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

與專制主義相比,個人主義顯然是一種更進步的社會思潮。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用馬克思的話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在今天的西方社會,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強調,幾乎是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這已經成為一種道德生態。

我們休戚與共的道德生態

布魯克斯不否認個人主義的進步意義但他強調極端的個人主義正在造成全面的危機而極端個人主義的形成,就是近幾十年的事情,20世紀上半葉,北半球的人們面臨著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這些重大的問題需要人們團結一致去應對:人們自願的參軍、組成工會或是救援組織,或者是在大公司工作。

交戰國家的人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形成了這樣一種文化:強調履行職責、融入機構、順從團隊、服從權威,而不是試圖突出自己或者是損公肥私。這種以群體為導向的道德生態,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休戚與共」。

布魯克斯認為,這種「我們休戚與共」的道德生態,一直延續到戰後,它並不強調個人的選擇和自由,而是強調謙卑和慎言。它給出的信息是:你不比任何人強,但任何人也都不比你強;自私自利和自戀是諸多邪惡的根源。

如果你過多的談論自己,人們就會說你自負並且對你嗤之以鼻;但它的好處是,人們有豐富多彩的公共生活,社區成員之間的關係密切而融洽,人們會在生活中相互的幫助和支持。

思想解放運動的利與弊

這種集體主義文化自有其迷人之處,我們從計劃體制走過來,當然也不會陌生,但是當戰爭的危機解除,人們逐漸感到這種文化對個人的禁錮和壓抑。 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和嬉皮運動興起,年輕人蔑視傳統、反抗權威、追求自由獨立和個性解放,個人主義成為一種新時尚。

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只要不妨礙其他人的生活即可,人生的目標是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他們學會了忠於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外在的社會標準,認為最好的生活就是最自由的生活。個人從教條、政治壓迫、社會偏見和群體一致性中解放出來,個人至上的理念,逐漸發展成為社會的主流。

這場思想解放運動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和創造力,社會活力迅速的提升的負面後果也在慢慢的累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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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大衛‧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1961年8月11日-)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知名評論家,固定在公共電視網節目「新聞時刻」(NewsHour)和「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擔任來賓。曾任教於耶魯大學。著有《紐約時報》暢銷書《成為更好的你》(原書名《品格:履歷表與追悼文的抉擇》)、《第二座山:當世俗成就不再滿足你,你要如何為生命找到意義?》、《社會性動物:愛、性格與成就的來源》、《BOBO族:新社會精英的崛起》與《天堂路:我們是如何以未來式在當下過活》(On Paradise Drive)等。

(註2) 卡繆:
阿爾貝‧卡繆(法語: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蒙多維城,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其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卡繆位於20世紀最有名的和最重要的法國作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