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人在獲得傲人成就之後，卻感到悵然若失？為什麼有些人遇到了家庭、名聲、職場上的挫敗，從此一蹶不振？但是，卻有另外一群人，在遭逢相似的經驗之後，卻能保持熱情、重新振作？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就是人們在面對和追尋人生目標的態度有所不同。
當世俗成就不再滿足你，你要如何為生命找到意義？
今天要介紹的書是《第二座山》，它的副標題是The quest for a moral life，直譯意思是「對道德生活的探索」，中文版把它譯作「為生命找到意義」。
道德生活和生命意義，是兩個最古老也最根本的哲學命題，是所有哲學家在對人生和世界進行闡釋的時候，需要首先回應的問題，它關乎我們要過一種怎樣的人生、要奉行一套怎樣的道德律例。
當然不光是哲學家要去思考這兩個問題，我們每個普通人也都會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不自覺地去追問生命意義的問題。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人為什麼而活著？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最著名的莫過於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名言：「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這三種純潔但無比強烈的感情支配著我的一生。」
羅素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普通人或許達不到他的境界，但至少可以從他的這句話裡受到一點啟發，那就是甭管我們的人生追求的是什麼，這些追求都會成為支配我們人生行動的一種指引；思想指引行動，而行動造就命運。
長達27年的婚姻告吹，令作者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
《第二座山》這本書的作者大衛‧布魯克斯（註1），是美國《紐約時報》一位人氣很高的專欄作家，受到很多美國精英群體的推崇，他此前的《社會動物》和《品格之路》兩部著作，在暢銷書排行榜都非常有名。
兩本書談論的主題，是人的成就與性格、品格和道德的關係。在行文中，我們能看到作者的意氣風發和信心滿滿，但就在他寫完《品格之路》之後，他陷入了人生中最動盪的一段歲月：他和妻子長達27年的婚姻走到了盡頭，他搬了家，兩個孩子也離開他去上大學。一個原本美好的家庭，變得四分五裂。
他陷入了痛苦、羞恥和孤獨，而當他想去朋友那裡尋找安慰，卻發現連一個可以訴苦的朋友都沒有，因為長期以來，他為了事業上的成功，對身邊的人總是冷漠疏忽，缺乏同理心，逃避在各種人際關係中應該承擔的責任。面對突如其來的挫折，他開始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他發現自己最大的問題，是陷入了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
他曾經堅定地認為，只要通過個人努力，就能塑造良好的品格，進而取得不錯的人生成就；品格的塑造就像健身一樣，是可以獨自完成的。但是深陷在孤立無援的人生谷底，他發現以往的認識存在誤區，他意識到當前在我們文化中，猖獗的個人主義堪稱災難，片面強調自我成功、自我完善和個人自由，就是一場災難。
什麼是人生的第二座山？
作者在書裡把人生比作登山，第一座山是為了獲取個人的成就，為了外在的名利和享樂。第二座山則是關於奉獻，他強調「擺脫自我，捨棄自我」，因為受到某種召喚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不過，攀登第二座山的人並不反感世俗的快樂，他們也可以喜歡美食或者是美景，但他們在追求道德快樂的過程中，已經超越了世俗之樂。他們的生活在向著某種終極的善靠攏。
將人生比作登山是一個常見的比喻，比如在希臘神話裡，薛西弗斯因觸犯了眾神而受到懲罰，他被要求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但每當推到山頂，巨石又會滾落下來，前功盡棄；薛西弗斯不斷地重複著這樁苦役，永無止境。
後來薛西弗斯的故事，經過法國作家卡繆（註2）的闡釋，成為存在主義的經典案例。推巨石上山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徒勞，但是因為人在這個過程中的付出和對抗，而給它賦予了意義。卡繆說：「邁向高處的掙扎，足夠填充一個人的心靈。」
因此，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人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布魯克斯也強調快樂，他還為快樂分了好幾個層次，包括身體上的快樂、情感快樂、精神快樂等等。但他認為最高層次的、真正的快樂是道德快樂，其他的快樂都是短暫的體驗，只有道德快樂是永恆的。
他指出，教皇方濟各、屠圖主教、救世軍的志願者，可能都擁有這種快樂。他們在道德昇華的強大時刻，消除了憤世嫉俗的感覺，取而代之的是希望、愛、道德鼓舞。
道德昇華讓人有動力去行善去幫助他人
那些道德昇華的時刻，會令人精力充沛，讓人覺得自己有強烈的動力，去行善、去犧牲、去行動、去幫助他人。他的登山理論也就此誕生。因為快樂的層次不同，所以人生追求的層次也有所不同。
他提出人生存在一種雙峰模式。剛走出校園，人們會開始各自的職業生涯或者是組建家庭，確立他們要攀登的第一座山，比如要成為一名律師、一名警察、一名醫生等等。在第一座山上的使命是建立身份，離開父母，培養自己，取得社會文化所認可的成功。比如說擁有體面的工作、漂亮的房子、舒適的生活，然後拓展自己的社交圈。
有些人在登上第一座山以後，嘗到了成功的滋味，但發現這並不令人滿意，他們會心存疑惑：「就只是這些嗎？」他們會覺得前面還有漫長的路要走，而不是陷入了功成名就之後的虛空狀態。
還有的人連第一座山都沒有爬上，在半山腰就摔了下來，跌入了人生的谷底，然後在痛苦、失望和孤獨中掙扎，或者萎靡不振，或者怨天尤人，沒完沒了地發脾氣。
布魯克斯認為，無論登上第一座山的過程是否順利，人們都可能會在某些時刻，感到對人生的不滿足，這時候也就有了第二座山。比如一些成功的企業家或者是娛樂明星，他們已經有了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身價的增長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數字遊戲，不再能激發他們的興趣。
攀登第二座山並非成功人士的專利
這樣的人可能會選擇投身公益事業，或者是文化教育事業，去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比如比爾‧蓋茲和華倫‧巴菲特建立的基金會，一直致力於消除貧窮、減少傳染性疾病、改善婦女和兒童的生存狀況。他們是在攀登完人生的第一座山以後，再攀登第二座山。
但不是只有順利登上了第一座山的人，才有資格攀登第二座山。有的人從來都沒有登頂過第一座山，他們從半山腰摔到了山谷，但是山谷反而成為造就他們的地方。他們在痛苦中看到了更深層次的自我，察覺到內心深處的愛的本能，渴望去超越自我，關心他人，從而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他們受到某種感召，想要投身於道德事業，過一種道德生活，因為他們看見了比個人幸福更大的福祉。
比如你可能聽說過：某個人得了一場大病，或者是發生了一場差點喪命的車禍，他在病床上重新思考人生，認為自己如果就這麼走了的話，實在是太不值得了。於是他在痊癒之後，發願選擇去做志願者、做義教的老師、社區義工，或者是為他人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醫療服務等等。他選擇投身一項比自身更大的事業。
其實包括布魯克斯自己，也是在遭受人生的挫折之後，才明白有更重要的第二座山，等待自己去翻越。他通過大量的閱讀和思考，想到要寫出這部《第二座山》，以彌補此前著作中的不足。
同時，他還啟動了一個名為「編織社會結構」的項目，這個項目的目的，是讓人們關注那些正在做社區建設和關係修復的基層工作人員。在這項研究中，他發現自己幾乎每天都被那些熱心為社區服務的人感染著。
為何需要有第二座山？
布魯克斯認為，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需要去攀登第二座山，因為我們的社會正陷入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文化，在遭受一場關聯危機和團結危機；個人與群體、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很緊張，因而需要更多的利他主義文化。作者說：「在需要感情的時候，我們過於理性；在需要道義的時候，我們過於功利；在需要關注公眾的時候，我們過於關注個人。」
為什麼個人主義會成為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思潮？人是社會性動物，人類之所以能成為萬物之靈長，並非源於體能、速度或者是力量方面的優勢，而是因為人類從群居生活中發展出協作能力，進而發展出文明。
從部落到民族再到國家，一步步走來，個體被編織進一張越來越大的社會網路裡。這種網路中的人數，遠遠超出我們的認知範圍，因而它被人類學家稱為想像的共同體。
在戰爭、饑荒、瘟疫等災難面前，人的連接和協作是必不可少的自救手段，但反過來，這張社會之網也會對個體進行捆綁束縛，乃至奴役。所以個人對社會既有依附的需要，又要警惕被其奴役，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
與專制主義相比，個人主義顯然是一種更進步的社會思潮。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用馬克思的話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在今天的西方社會，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強調，幾乎是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這已經成為一種道德生態。
我們休戚與共的道德生態
布魯克斯並不否認個人主義的進步意義，但他強調：極端的個人主義正在造成全面的危機。而極端個人主義的形成，就是近幾十年的事情，20世紀上半葉，北半球的人們面臨著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這些重大的問題需要人們團結一致去應對：人們自願的參軍、組成工會或是救援組織，或者是在大公司工作。
交戰國家的人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形成了這樣一種文化：強調履行職責、融入機構、順從團隊、服從權威，而不是試圖突出自己或者是損公肥私。這種以群體為導向的道德生態，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休戚與共」。
布魯克斯認為，這種「我們休戚與共」的道德生態，一直延續到戰後，它並不強調個人的選擇和自由，而是強調謙卑和慎言。它給出的信息是：你不比任何人強，但任何人也都不比你強；自私自利和自戀是諸多邪惡的根源。
如果你過多的談論自己，人們就會說你自負並且對你嗤之以鼻；但它的好處是，人們有豐富多彩的公共生活，社區成員之間的關係密切而融洽，人們會在生活中相互的幫助和支持。
思想解放運動的利與弊
這種集體主義文化自有其迷人之處，我們從計劃體制走過來，當然也不會陌生，但是當戰爭的危機解除，人們逐漸感到這種文化對個人的禁錮和壓抑。 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和嬉皮運動興起，年輕人蔑視傳統、反抗權威、追求自由獨立和個性解放，個人主義成為一種新時尚。
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只要不妨礙其他人的生活即可，人生的目標是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他們學會了忠於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外在的社會標準，認為最好的生活就是最自由的生活。個人從教條、政治壓迫、社會偏見和群體一致性中解放出來，個人至上的理念，逐漸發展成為社會的主流。
這場思想解放運動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和創造力，社會活力迅速的提升，但它的負面後果也在慢慢的累積……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