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哲學家和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史密斯，在他的《道德情操論》裡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辛苦勞作，來回奔波到底是為了什麼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關懷，得到他人的同情、讚美和支持，這就是我們想要從中得到的價值。」
這就是人類渴望得到的尊重和愛。士兵和探險家們，為什麼願意過一種極其艱苦簡陋的生活？即便這種艱苦，遠遠甚於社會上那些最困窘的群體。是因為他們清楚，自己會受到他人的尊重與愛戴，所以他們坦然且幸福地艱苦著。
如何化解身份的焦慮？
那麼，狄波頓打算如何幫我們化解身份的焦慮呢？比起實際的方法，他提供的更像是一種慰藉，一種自我開啟的思考方法。他縱觀歷史從哲學、藝術、宗教等領域，選取了前人的智慧結晶，告訴我們，其實你並不孤獨，這就是接下來要講的第三個重點，如何解決「身份焦慮」問題？人們為了擺脫身份焦慮所做過的努力。
如果你正感受到壓力，應該能從前人的做法中獲得靈感來自我減壓。在這一部分，他首先談到的第一個就是哲學的力量。
在哲學家輩出的古希臘，就已經有一批哲學家，學會了如何不在意別人的觀點，他們的武器就是理性。如何用理性來過濾他人的看法呢？
哲學家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模型，在一個高度注重身份的社會裡，一般人的自我認識，完全取決於社會對他的接受度，但哲學家認為，我們可以用理性來把關，當有人對我們說「你沒有價值」時，我們會用理性做出判斷。如果判斷為真，那麼我改。如果判斷為假，那麼我不改。
可就算我們改了，社會還是不承認我們，還是認為我們的身份很低，怎麼辦呢？後來的哲學家又開發出另一個武器，第二個是理性的遁世，也就是避免世俗交往。
這一派認為公眾通常是盲目的，他們的觀點很容易受到感情、經歷、文化背景的限制，也就是說，他們批評我是因為他們不理解我，那麼我也不必與他們多費口舌。 哲學遁世主義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他建議年輕人學會享受孤獨，這種觀點並不意味著完全斷絕與社會的聯繫，而是建議人們避開外界的侵擾，遵循內心的良知來行事。
第三個緩解身份焦慮的方法，歷史也很悠久，那就是宗教。
在西方社會裡，以基督教為代表，我們前面講過，西歐封建社會的階級是固化的，你是農民，那麼你的一輩子和你後代的命運，基本上就固定了，現實世界如此，但是在精神世界卻並不如此。
靈魂是高尚還是卑鄙，與身份無關。
基督教之所以被這麼多人接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精神需求。農民知道，雖然現實中貴族的身份，是自己無法奢求的。但依照基督教的觀點，當農民和貴族死了之後，他們都會以平等的身份站在上帝面前，他們的靈魂是高尚還是卑鄙，與身份是無關的。
這種方法的思路是，當我們被世俗中的攀比折磨得苦不堪言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請出一個更偉大的存在。比如神，比如世界末日，比如壯闊的大自然或者宇宙。
在這些存在面前，所有人都是渺小的塵埃，還爭什麼高低呢？基督教就這樣緩解了身份的焦慮，這種方法在如今的西方社會仍然有用，而無神論者，即使遊覽名山大川也有類似的效果。
我們在讀古詩詞的時候，經常發現一面對山水或其他自然景觀，身份顯赫的作者經常感慨：「我太渺小了，我的生命太短暫了，我的榮華富貴，什麼也不是。」而另一邊身份低微的作者，經常說：「榮華富貴算什麼呢？都是一場夢，有良辰美景的陪伴，有天當被地當床，我比誰都開心自由啊！」身份的焦慮在大自然的崇高面前，就煙消雲散了。
可見，這種抒解身份焦慮的方式，是存在於各種文化傳統中的，當代許多人出去旅遊，目的之一就是接觸大自然去散散心，就算出去旅遊的不是你本人，看看「旅行青蛙」（電玩遊戲）寄給你的照片，你也會有心情舒暢的感覺吧。
拒絕主流對失敗的定義，自己的價值自己瞭。
到了十九世紀，又出現了一種緩解身份焦慮的新方法，當時進化論動搖了基督教的群眾基礎，於是這個方法成為一部分人在精神世界裡的新依靠，這種方法是一種生活方式。它看起來小眾，卻影響了一大批人，成了他們反抗崇尚精英社會的主要手段。
這種生活方式，就是書中所提到的第四個是波希米亞。
一提到它，你可能會先產生視覺聯想，就比如說戴流蘇的大披肩、花花綠綠的頭巾，這些視覺風格都來自波希米亞式的生活，而波希米亞這個詞，原本指的是浪蕩不羈的吉普賽人，後來被用來代表一群異類，他們反抗傳統不按社會主流標準生活，不關心麵包的價格，而更關注藝術和情感。
他們認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絕不是積累財富和提升身份，而是做為個體，去更好地感知和認識世界。他們也拒絕接受主流對失敗的定義，無論社會怎麼看他們，他們都能看到自己的價值，也就解決了身份焦慮的問題。
不過，波希米亞人認為，充實的心靈世界和世俗的物質生活只能選一個。如果你是個大公司的CEO，那麼你不可能同時成為一個探險家，但是我們知道現在財富和興趣兼顧的人非常多。金錢其實可以幫助你過上你嚮往的生活，所以這是當時波希米亞式解決方法的一個局限性。
狄波頓也談到了第五個建議是文藝創作，這是作家和評論家們探討身份標準的一個重要的舞臺，對身份的焦慮，可以通過創作來抒發。在這裡，人們化被動為主動，不再僅僅止於調節自己的心態，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向社會主流的身份標準提出了質疑，進行了批判。
繪畫分等由畫家自己打破
道理很簡單，當你被一種標準困擾時，如果有很多人能站出來說這個標準本身就不合理，那麼你當然會鬆一口氣了。美術界就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曾幾何時，繪畫也是分369等的。建立於十七世紀的法國美術學院提出了標準，認為最高大上的是歷史和宗教題材，之後是王室貴族的肖像，再差一點的是風景畫，那些描繪老百姓生活情景的畫，是最不上檔次的。
改變就從這種排序開始。十八世紀以來，一些畫家的注意力，開始落在更加頻繁瑣碎的事情上，有人畫義大利城市的屋頂，有人畫草地上的牛，有人畫划船玩水的普通人夫婦，他們希望發掘日常生活中的美，而這些美與財富毫無關聯，繪畫再也不是為身份服務的了，而漸漸成為畫家表達自我，甚至批判身份標準的工具。
這種改變雖然是崇尚精英的社會促成的，但它反過來，也是對這種社會將物質財富與成功劃上等號的價值觀提出挑戰。這種更加關注私人體驗的傾向，一直延續到現在的網路時代，在如今的美術品市場上，你可能很難看到某位當代富豪的肖像了。
悲劇作品常可警示人們真實的生活
文學也一直與身份息息相關，一個時代最大的問題，總會反映在文學中，這也是文學的一種功能，不管是美國作家的作品來自什麼時代的小說，你經常在其中看到，有的角色身份高卻無惡不作，也有的角色身份低卻品格高尚，有些社會精英之所以身份顯赫，的確是憑藉努力的，但也採取了不義手段再現。
當代小說中，你想在這類人物中找到正面形象，反而比較難。在文學界，還有一個向主流身份標準提出挑戰的利器，就是悲劇作品。悲劇之所以特別打動人心，是因為它抓住了人類情感上的軟肋，很多悲劇都涉及身份的喪失，比如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你會看到一個人是如何親手毀掉自己的幸福生活的。
悲劇在詮釋身份時的作用，就是引起共情共鳴。一個好的悲劇效果，一定不是讓觀眾嘲笑那個倒楣蛋，而是讓觀眾心生憐憫，思考他為什麼會落得這樣的結局，然後回想自己的生活感到警醒。
因此，一個好的悲劇，其中悲劇性人物必然不能是罪大惡極、百分之百的壞蛋，而是一個有著常見的優點和缺點的普通人，至於造成悲劇的原因，也通常是普通人都會有的缺點，或者是一念之差，甚至可能是天意弄人。
這樣一來，悲劇可以警示人們，你現在擁有的身份其實是很脆弱的，而你自己就帶著可能毀滅它的東西，那麼人們就會對真實生活中喪失身份的人，多一份同情和理解，對身份的標準也不再非黑即白。可見文學作品有著改變社會的巨大力量，無論處於什麼時代，身份是否容易改變、身份的焦慮，都可以通過文學的手段來緩解。
《身份的焦慮》藥方已施，任人服用。
說到這兒，這本書的內容就和大家介紹得差不多了，下面來簡單總結一下為你分享的內容。
1首先，我們討論了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格外在意物質，是因為物質能帶來大量情感反饋。
世人給我們的關愛取決於我們的社會地位，我們想要的不是物質，而是背後的情感反饋。這種情感反饋越多，我們的身份和存在感就越高，我們都渴望積極的存在感，很難忍受別人的無視甚至鄙視。別人對我們的態度，影響著我們的社會價值，而我們判斷自己價值的參照物也是其他人，這種比較造成了身份的焦慮。
2其次，我們探討了身份的焦慮，為什麼在最近幾百年變得更嚴重了，這有著深刻的經濟原因，在西歐的封建社會階級流動性非常小，貴族和農民的身份幾乎是天生的，只會有你的祖輩決定，因此身份高的人不會擔心自己跌入谷底，身份低的人也不會奢求有朝一日一飛沖天，各階層都安於現狀。
這個時候農民雖然身份低，但並不會受到歧視，因此也沒有改變身份的動力。然而，當封建社會瓦解，崇尚精英的社會，形成消費文化興起，主流價值觀就變成了認為機會均等，鼓勵致富鄙視窮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貧困等同於身份低下，窮人會受到自己和他人的雙重評判，也就加深了身份的焦慮，這也就是當代人身份焦慮的由來。
3最後，我們探討了人們如何緩解身份的焦慮。我們首先介紹了兩種，得到廣泛應用的經典方法：哲學和宗教。兩者雖然源自身份焦慮並不嚴重的封建社會，卻仍然在為當今的人們提供心靈依託。
哲學幫助人們運用理性，不與世俗同流合污。遊歷名山大川的體驗，則和宗教體驗有類似之處，用一種更強大的存在震撼人們，讓人們不再執迷於世俗的成敗得失。
另一種自我調節的方法，是波希米亞式生活，它是一種與崇尚精英的社會價值觀唱反調的觀念，崇尚自由不羈的生活，鄙視金錢嚮往自然，其影響流傳至今。
另外，文藝創作也是身份焦慮的一種宣洩途徑，能喚起更多人對身份主題的注意與深思。在文藝創作領域的發展進程中，創作者們讚頌的不再是王公貴族和富商，而是閃耀著人性光輝的小人物，那些身份低微但品質高尚的對象。這些方法為緩解身份的焦慮，做出了根本上的努力。
在本書的論述中，作者關注點集中在個體對社會的反應上，他強調的是，在身份焦慮加重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扮演的角色，那我們不禁要問了，出現這樣的情況，社會沒有責任嗎？一個會催生身份焦慮的社會，難道是健康的嗎？這樣弱肉強食的社會價值觀合理嗎？
狄波頓並沒有直接對這種崇尚精英的社會提出批評，而只是將這種事實擺在我們眼前，讓我們自己去探究。這種視角的缺席，可以說是本書的不足，也可以看作是本書的留白，有心的讀者應該能做一些延伸的思考。
本書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我們下期再會！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