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以麥納馬拉為代表的「藍血十傑」，把數碼化管理理念從美軍帶到了企業界，在企業界掀起了一場「數字管理革命」。這場革命用數字測量和分析，取代了原來主要憑藉經驗和直覺的判斷；用指標考核，取代了僅憑領導的個人好惡來考核。
不可否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後來，指標考核從企業界進一步向全社會擴張，被醫療、警察、教育等公共部門所廣泛採用，並越來越受推崇。
但問題在於，當指標考核的應用超出了合理的限度，認為所有的事情都應該進行指標考核，指標考核成為唯一的、不容置疑的評價標準，這時候，組織就會掉入「指標陷阱」，它的缺點也就嚴重暴露了出來。
清代的《舊案重審》出現什麼問題？
在解說作者指出的三大指標危害之前，我們先來瞥一下鄭小悠《清代的案與刑》中的《舊案重審》。大清嘉慶21年，在山東泰安一夥強盜，搶進當地富豪徐文誥家，徐家上下帶著家丁用火槍還擊，這強盜一看陣勢不對，搶了一些小東西就跑了。在混戰中，現場留下了一具屍體，是徐家一位看家護院的武士，於是徐家趕緊報官。
當時，泰安的汪知縣親自來到徐家查看現場，汪知縣就問：「你家被搶，房間怎麼沒有弄壞呀？你說被搶了衣服，那衣服是什麼顏色的？」這徐家人一時答不上來。汪知縣就推理說：「是不是你們自己殺害了護院的武士？就謊報家裡發生了搶劫案，把責任推給並不存在的強盜呢？」
徐家主人徐文誥這一聽嚇得不輕啊，以為汪知縣想要錢，就趕緊給這個汪知縣送錢，結果汪知縣是一文不收，還說：「你這是行賄呀。」就準備把這個徐文誥給抓起來，眼看那就是一場橫禍。不過，有一個好消息傳來，說隔壁縣的官差抓到了那個強盜，他們供出了說，曾經到了徐家搶劫，還交出了從徐家搶來的財物。
徐文誥就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趕緊到省城去喊冤，要證明他的清白，並控告那汪知縣誣陷好人。汪知縣事前來對質，他就只問這個徐文誥，「如果你沒有殺人，那你為啥要向我行賄呢？」
蒙冤判死刑，進京告御狀能翻案嗎？
哎，負責這個案子的山東按察使，正好是汪知縣的同鄉好友，他就覺得汪知縣這個質問合情合理，徐文誥當然不承認自己殺了人，於是遭到嚴刑拷打，這嚴刑拷打之下，沒有審不出的案子，最終，徐文誥只能招了，被判了一個徒刑，這案子就上報刑部，刑部一看這個卷宗，看出了一些漏洞，發回重審。
幸好，清朝這個司法制度也不完全是擺設，這案子打回來，山東官員就很重視，卻對徐文誥又再一輪的拷打，重新上報了一份更合理的口供，又判了一個更重的刑，這次改為死刑。
到了這個地步，徐家當然是不甘蒙冤，他們進京告御狀。按照清朝的規定，命案必須要上報皇帝，於是徐文誥這案子，最後鬧到了嘉慶皇帝的面前，嘉慶是龍顏震怒，要求徹查這個案子。其實挺簡單，一查那就查清楚了，但是鬧這麼大，即便有真相也很難翻案呢。
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當中有一個說法，當時官場斷案是「救官不救民」，什麼意思呢？如果老百姓贏了官司，上上下下一大批官員，都要受到牽連處分，如果老百姓輸了，那就是他一個人被判刑而已，這就是「救官不救民」，至於案件的真偽就不重要了。
當時有一個比較正直的官員叫溫承惠，想還這個徐文誥一個清白，結果案子還沒斷呢，他就被排擠了，後來還被彈劾革職查辦，最終嘉慶皇帝派了刑部侍郎來擔任欽差大臣，才把這案情查了個水落石出。至此，徐文誥是一身的殘疾，家財散盡才撿了一條命回來。
清代地方官僚普遍陷入指標陷阱
故事說完了，難免會想到一個問題，那最早接到報案的泰安汪知縣，他為什麼一口咬定沒有強盜，說是徐文誥殺了護院的武士呢？他跟徐文誥有仇嗎？還是他跟這個強盜勾結呢？
其實都不是，汪知縣跟這個徐文誥無冤無仇，跟強盜也毫無瓜葛，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就涉及到了汪知縣的考核績效。根據清朝的考核制度，如果發生重大搶劫強盜案，而不能在限期之內將這個強盜抓獲，那麼知縣包括他的上級官員，都要遭到降級處分。
在那個年代破案手段落後，強盜做完案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強盜案件基本上非常難破。所以，一旦遇到強盜案，知縣要麼不立案，要麼把這個強盜案辦成其他案，比如偷竊之類的。
汪知縣並不是存心要害這個徐文誥，更不是要保護那個強盜，他只是為了保住他的政績指標，保住他的烏紗帽。諱盜誣良，清代地方官僚普遍就陷入到了一個指標陷阱啊。
指標癖帶來什麼樣的危害？
穆勒認為，指標考核至少有三大危害：
♧ 第一、它會帶來作弊。
♧ 第二、它會讓容易量化的目標，排擠掉難以量化的目標。
♧ 第三、它讓抽象的數字凌駕於具體的經驗之上。
接下來，我們就重點來談談這三大危害。
「坎貝爾定律」指出任何用於控制的指標都不可靠
先來說第一條。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唐納德·坎貝爾（註9），曾經提出一個「坎貝爾定律」，意思是：指標一旦和人們的績效考核掛鈎，用來對人們進行獎懲，那麼指標就很有可能被做手腳。換句話說：「任何用於控制的指標都不可靠。」道理很簡單，假定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指標和人們的利益掛鈎，那人們當然就會在指標上面活動心思。
人們對績效指標做手腳，是一種常見現象。做手腳的一種最笨拙的方式，就是作弊。比如，學生的考試作弊，上市公司的數據造假，這是我們最容易想到的典型例子。但是，穆勒指出，有些作弊發生在我們完全想不到的地方，而且帶來了惡劣的公共影響。
比如，公立學校老師作弊。在美國的亞特蘭大、芝加哥、休士頓、華盛頓特區等多個城市，都先後爆出了公立學校的老師作弊案。而老師們作弊的方法簡單粗暴得嚇人，就是在考試結束之後、把答卷放入讀卡機之前，直接幫學生們批量塗改答案。你肯定覺得很奇怪，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就要追溯到2001年，美國政府頒佈的一項法案，叫做《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要求各州每年都要對所有3到8年級的學生，進行各個科目的標準化考試，以此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後來，美國政府進一步加強問責，把學生的考試成績，直接與學校和老師的績效考核掛鈎。
考試分數過低的公立學校，可能會被停課整頓甚至關閉，任課教師則會被調任甚至解聘。反之，如果考試成績好，任課教師則會得到升職加薪，或者一筆高額獎金。這樣一來，出現大規模的老師作弊案就不稀奇了。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除了作弊還有更隱蔽的辦法。
除了老師作弊案，還有情節更為惡劣的軍隊作弊案。比如，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國防部以「敵軍屍體數量」作為衡量作戰進展的指標，結果，從前線報上來的數字被層層灌水，而這個數字是很難被覆核的。這一方面，導致了美國國防部對戰爭形勢的誤判；另一方面，更加嚴重的後果在於，它事實上鼓勵了美軍對無辜平民的屠殺。
前面說的，是對指標做手腳的一種最簡單粗暴的辦法──直接作弊。問題是，作弊容易被發現。實際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除了作弊，人們還創造性地採用了一些更隱蔽的辦法，書裡列舉了很多。
比如在醫療行業。如果用手術的成功率來考核和評價外科醫生，那麼，外科醫生就會刻意避免，給疑難雜症和重症病人做手術。這樣一來，醫生提高了自己的手術成功率，但代價是有更多的重症病人得不到救治。
而如果以手術後30天的存活率來對醫院進行評估，那麼，一些手術失敗的患者，會被強行維持生命體徵到第31天，這樣他們的死亡就不會被算在醫院的指標裡。
坎貝爾定律的魔咒，被考核者總能找到漏洞。
警務系統也有類似的例子。比如，英國倫敦市給警務系統下達了「犯罪率降低20%」的績效指標。員警們發現這個指標很好完成，只需要把報案率減少20%就行了。也就是說，對很多輕型犯罪的報案不予立案，同時，把搶劫、強姦等重型暴力犯罪降級為輕型犯罪。這樣一來，數據立刻好看多了。
如果不按犯罪率、而按逮捕數量來進行考核，那麼警務部門的反應就更有意思了：他們不會花幾年時間、勞神費力地去逮捕一個大毒梟，而是每天逮捕5個在街頭販毒的小馬仔。員警們知道，這些小毒販被逮捕之後，很快就有一茬又一茬的新人頂替上來。
明顯可見，這就是坎貝爾定律的魔咒：不管你採用什麼指標來進行考核，被考核的人總能找到漏洞，來對指標動手腳。這樣一來，不但決策者無法通過指標，來判斷組織運行的真實情況，更嚴重的後果在於，會傷害到很多無辜群體，比如前面說到的越戰中的平民和醫院裡的病患。這是指標考核的第一個危害。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