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慮》中

十九世紀末，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了一個自尊公式（自尊＝成功／抱負），可以很好的概括，崇尚精英的社會中，人們的普遍心態──自尊等於實際成就，除以自己的期望。可見成就越小，希望越大，自尊就越低。如果實際成就大跳水，希望卻仍然維持高水準，比如過氣的明星，或者曾經的世界首富，那麼這種痛苦是加倍的。

媒體導向期望值越高，壓力和焦慮越大。

從這個公式可以看出，提高自尊不外乎兩個方法，不是做出更多成就，就是儘量放低期望。很明顯，在一個提倡努力的社會，只有前者是受到鼓勵的。

火上澆油的是，現代大眾傳媒的導向，又讓人們提高了對自己的期望值。媒體告訴我們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強調說，只要我們願意努力，我們可以成為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必須卯足勁兒向前衝了，壓力和焦慮能不大嗎？

所以講到第二點，現代人身份焦慮的主要原因。作者認為，身份的焦慮主要有五個起因──

1.我們對地位的過度渴求

作者認為，博取關注是人的天性。一旦吃飽穿暖，我們就把關注點移動，到如何獲得社會的關注和尊重上。但是社會的關注度，並不是平均分配給所有人的。社會習慣於粗暴地對待小人物，而在金字塔尖的少數人，卻享受著最多逢迎。

另一方面，人們缺少對自己的價值肯定，對個人價值的判斷往往受制於社會的態度：如果得到褒揚，就會感覺良好；但是一旦有人貶低，就痛不欲生。如果別人對我們視若無物，我們也可能會把自己看成一條鹹魚。所以總有那麼一些人，會用一些不那麼正常的手段，來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追求奢華的心結，乃希望別人尊重自己。

2.社會上充斥著勢利小人

為了得到這些勢利小人的尊重，我們不得不讓自己變成很有利用價值的樣子。勢利在今天如此正常，幾乎沒有人覺得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我們全都習慣了一種迥然不同於我們祖先看待人的方式：尊重，似乎個人的智慧、道德、體魄、勇氣、才幹，或者與自己的親疏關係，越來越沒有關係，而只因為他的社會地位。

作者在這一小節，描繪了很多歐洲的勢利眼，狗眼看人低的醜態，原意是想提起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和反思力。

但是身為東方人，讀後應該會覺得，狄波頓舉的這些例子稀鬆平常！東方國度如中國、日本、韓國，也都擅長卑躬屈膝的藝術，足以讓任何歐洲人相形見絀。

當「勢利」的氣氛不斷蔓延，人們便不再想努力成為更加智慧、健康、勇敢、節制的人，而是努力地裝作自己很有地位、很有資源的樣子來博得他人的尊重。

作者說：「人們追求奢華，與其說是出於貪慾，倒不如說是源於一種情感上揮之不去的心結。」這個心結就是飢渴地希望別人尊重自己。

3.我們對自己生活的「過度期望」

自十八世紀以來，我們在物質財富上，取得了不可思議的進步。我們擁有抽水馬桶、吸塵器、空調、養老金、公共醫療和免費教育。在許多方面，今天一個普通人的物質財富，能夠讓漢武帝或者路易十四都望塵莫及。

因此，哈拉瑞在他的暢銷書《人類大命運》中，把近代以來的意識形態概括為「進步宗教」，即所有的民眾和政府領導人都堅信：明天會更好。並且所有人都為了更美好的明天，努力不懈。

最早的心靈雞湯是富蘭克林的自傳

這種意識形態帶來了兩種負面的影響。一方面，它讓我們過度自信；另一方面，它助長了我們的虛榮心。過度自信是指：由於政治的民主化和經濟的市場化，這個時代給了我們上升的階梯，於是我們開始相信自己無所不能。

具體說來，在十三世紀的義大利農民，絕對不會妄想自己有一天能夠成為教皇，他也不會因為自己無法成為教皇而苦惱。但是如今坐在高中課堂裡的孩子們卻堅信，通過努力，他們能夠成為宇航員、銀行家、鋼琴演奏家、南極探險家，或者一些更酷的職業。

上個世紀興起的勵志教育，更是助長了這種幻覺。心靈雞湯，或者叫做勵志故事，為我們的白日夢，給出了許多似是而非的操作指南。作者認為最早的雞湯，可追溯到美國國父之一富蘭克林的自傳。書中總結，一個年輕人如果能夠早睡早起、經常付出、努力耕耘、節制慾望等，就能夠成為一個富有、成功的人。

許多讀者開始篤信，只要做到一些類似六點鐘起床之類的簡單事情，就能夠像富蘭克林一樣，發明各種巫術般的科學產品、縱橫於大西洋兩岸，操縱強國政治、撰寫鉅著，成為教主般的靈魂導師，並且成為主流國家的政要首腦。

作家和出版商顯然發現，販賣雞湯是一樁有利可圖的生意。例如英國《每日郵報》的創辦者，艾爾弗雷德·哈姆斯沃思坦率地說，他的理想讀者就是那些年收入僅100英鎊，但是堅信自己第二年能掙1000英鎊的人。

我們的幻覺被這種宣傳所加強，於是開始相信自己，理所應當地能夠爬上金字塔的塔尖。有些人甚至開始假裝自己已經在塔尖上，一味強求自己一定要比同輩人更加成功。這就是虛榮。同學會是當今社會最為殘酷的攀比戰場，為了避免這種尷尬，我們不得不和同齡人，進行一場無休無止的軍備競賽。

勝者全得，敗者一無所有。

4.精英崇拜

現代社會的主要規則是「勝者全得，敗者一無所有」的精英崇拜。主流的國家和所有成功企業，都在實行一種叫做 Meritocracy的人才標準，翻譯成中文大概是三國時，曹操說的「唯才是舉」，其核心思想是用那些在教育、考試和實踐中勝出的精英，去取代不學無術之輩。

這種社會形態在人群中，催生了一種叫做「庸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普遍思潮。根據一些人的看法，現代社會實現了民族、兩性、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平等和教育公平，所有的孩子大致都從同一個起跑線上出發。這個社會也給予了寒門子弟，例如各種升學考試、公務員考試、各種競賽，足夠讓任何人鯉魚跳龍門。

因此，現代人沒有任何理由來為自己的失敗開脫：如果在這樣的一個開明盛世，仍然與所有的機遇都擦肩而過，以至於一事無成、身份卑微，那麼唯一解釋，就是我們過於無能或者愚蠢，被社會淘汰是天經地義之事。

由於上文說的這些原因，作者認為，我們在對窮人和富人的評價上，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人們相信：貧困並不是一種過錯，相反的，窮人生產了糧食和手工業製品，對社會貢獻高於富人。但是現代精英崇拜者的想法，則完全不一樣。

到底是窮人還是富人，對於社會更有貢獻呢？精英崇拜者往往認為，財富暗示著他們優秀的秉性，因此富人比窮人更加優秀、對社會更有貢獻。在道德問題上，我們也有了不同以往的看法。

以適者生存及優生學進行淘汰

現代統計學和公共治安實踐，發現了貧窮和刑事犯罪率之間的關聯，這似乎在講述這樣一種觀點：窮人才是腐朽墮落的人，他們搶劫財物、姦淫婦女，並且仇視那些過著體面生活的人，對他們進行著醜惡的報復。

相反的，現代慈善業的主角往往是富人。隨著社會輿論的轉向，人們開始相信，財富是對傑出人類的褒獎，而貧窮是對又蠢又懶、不僅無能而且邪惡的人的懲罰。

這種看法，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史賓賽那裡，得到了充分的闡釋，他認為在教育和階級鬥爭等問題上，人類遵循「適者生存」的原則，最終優秀的個體會勝出。

英國博物學家和人類學家，法蘭西斯·高爾頓甚至提出，為了讓人類的未來更加光明，我們應該要用「優生學」來篩選人口，讓那些堅強、健康、善良而聰明的人多養育後代，而讓那些墮落的人斷子絕孫，讓社會競爭中的輸家，再也沒有辦法養育出更多的罪犯和蠢材。

在精英崇拜的現代社會，人們慢慢意識到，想要有尊嚴地活著，就不得不在考場、職場或者戰場上證明自己的實力。如果不幸失敗，那麼輕則被人認為是懶惰或者愚蠢，重則被人認為是墮落邪惡，連生育後代的資格都沒有。

這種用身份地位來決定，人是否有資格生孩子的右翼優生學觀點，雖然不被大多數政府領導人認可，但是卻被勢利的人們堅定不移地執行著。狄波頓隨後說，我們雖然如此地努力，力圖不被社會淘汰，卻並不是越努力就越成功，我們的成就還受四個因素制約，那就是──

無從控制的因素，令自己做不了主！

5.才能、運氣、老闆和世界經濟規律

我們的智力、健康等因素，往往包含了基因和早年經歷之類的影響。這些都不是我們能夠改變的事情。加上更加無從捉摸的運氣和經濟大勢，讓我們的命運時起時伏，由不得自己控制。

在日本經濟騰飛時，日本誕生了無數的成功企業家。稻盛和夫和松下幸之助的書，至今還在被無數的有志青年閱讀。但是隨著日本的經濟蕭條，日本新一代的企業家們也難見蹤影。

在基因和國運這些我們控制不了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制約著我們世俗的成功，那就是我們大部分人都受僱於人，因此我們並不是在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我們所有的努力，幾乎都是為了實現老闆的目的。我們的人生有限，但是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為了另一個人的利益而奮鬥。

狄波頓在書中舉了裁員的例子：當自動化程度加深的時候，一臺自動櫃員機就能夠完成37個銀行出納的工作。這些失業的銀行出納，並不是因為他們不熟悉業務，也不是因為他們違反了某個銀行章程。在他們18歲跨進大學校門的時候，他們怎麼會知道在自己40歲時，會有一個奇怪的機器，取代自己僅有的手藝呢？

但是很遺憾，做為僱員，當你的利益與老闆的利益衝突時，除了失業，你並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綜上所述，這一節主要告訴我們這樣一個資訊：做為勞動者的我們（經濟社會的被動者），並不能夠完全把控自己的社會地位。有許多我們無從控制的因素，在影響我們的社會地位。我們如此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但是我們自己又做不了主，這也正是現代人焦慮不堪的原因。那麼，面對身份的焦慮，我們有什麼辦法來解決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