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捐款使我持有的波克夏海瑟威A類股份減少至206,363股，自2006年我做出捐款承諾以來，我的持股減少了56.6%。在2004年，我的第一任妻子蘇西過世之前，我們兩人共同持有508,998股A類股份。多年來，我們都認為她會比我活得更久，隨後分配我們的大部分財富，但事實並非如此。
1.財富傳承觀念：
蘇西去世時，她的遺產大約為30億美元，其中約96%捐贈給了我們的基金會。此外，她還給我們的三個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萬美元，這是我們首次給予他們的大額禮物。這些遺產反映了我們的一種信念：極度富有的父母應該給孩子留下足夠的財富，讓他們可以有所作為，但不應該多到讓他們無所事事。
蘇西和我長期以來一直鼓勵孩子們參與小型慈善活動，並對他們的熱情、努力和成果感到滿意。然而，在蘇西去世時，我的孩子們還沒有準備好管理伯克希爾股份帶來的巨額財富。不過，自從我在2006年做出生前捐贈承諾並隨後擴大這一承諾以來，他們的慈善活動得到了顯著增加。
如今，孩子們已經遠遠超越了我們的期望。在我去世後，他們將完全負責逐步分配我所有的伯克希爾股票。這些股票目前占我總財富的99.5%。
時間終究會取勝。但它是善變的——有時甚至不公平、殘酷。它可能在生命開始或不久之後結束生命，有時卻會等待近一個世紀才來造訪。到目前為止，我一直非常幸運，但用不了多久，它也會找到我。
不過，能夠躲避它的光顧也有一個缺點。自2006年我做出承諾以來，我的孩子們的預期存活年數已明顯縮短。他們現在分別是71歲、69歲和66歲。
2.財富傳承計劃
我從未希望建立一個財富世襲制，也不願制定超越我子女範圍之外的長期計劃。我非常了解並完全信任我的三個孩子。但對於未來的世代，情況就不同了。誰能預見未來的後代在面對巨額財富的分配時會有怎樣的優先事項、智慧和忠誠，尤其是在可能截然不同的慈善環境下？儘管如此，我累積的大量財富可能需要比我的孩子壽命更長的時間來完全分配。而由三個健在且目標明確的頭腦來做出決策，顯然比由一位已故之人更為明智。
因此，我已指定了三名潛在的繼任受託人。他們與我的孩子非常熟悉，並得到了我們一致認可。他們的年齡比我的孩子稍小。
不過，這些繼任者目前仍在候補名單上。我希望蘇西、霍華德和彼得能夠親自分配我的所有資產。
他們每個人都尊重我的意願，即分配我持有的波克夏股份的方案絕不辜負波克夏股東曾經賦予查理·芒格和我的巨大信任。從2006年到2024年的這段時間，我有機會觀察我的每個孩子在行動中的表現。他們在這段期間學到了許多關於大規模慈善和人類行為的知識。他們每個人都已管理20至30人的團隊多年，並對影響慈善組織的獨特就業動態有了深入了解。
一些富有的朋友對我對孩子以及潛在繼任者的極大信任感到好奇。他們尤其對我要求所有基金會決策必須一致通過這項規定感到驚訝。他們問，這怎麼可能行得通？
對此，我解釋道，我的孩子們將永遠面臨真誠朋友和其他人的懇切請求。另一個現實是，當有人要求大額慈善捐款時，「拒絕」往往會促使潛在受助者考慮不同的策略——例如尋找另一個朋友或提出一個不同的項目。那些能夠分配巨額資金的人總是被視為「機會目標」。這種不愉快的現實是這種地位的附帶條件。
因此，我設定了「全體一致同意」的規定。這項限制可以讓孩子們對尋求捐款的人作出立即且最終的答覆：「這不可能獲得我兄弟的同意。」這樣的回答會讓我的孩子們的生活變得更輕鬆。
當然，這項「全體一致」條款並非萬能之策——如果你有九個或十個子女或繼子女，這顯然不可行。而且，這也無法解決如何每年高效分配數十億美元的艱鉅問題。
3.家族治理建議
我有一個建議，適用於所有父母，無論他們的財富是普通還是極為富有。當你的孩子夠成熟時，在你簽署遺囑之前，確保每個孩子都理解你的決定背後的邏輯，以及他們在你去世後將要承擔的責任。如果他們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認真傾聽，並採納那些合理的意見。你不希望在你無法回答時，孩子們對遺囑的決定問「為什麼」。
這些年來，我的三個孩子都曾向我提出問題或意見，我也經常採納他們的建議。為自己的想法辯護並沒有什麼不對。當年我的父親也這樣對我。
我每隔幾年就會修改遺囑，通常只是做一些小改動，並儘量保持簡單。多年來，查理（芒格）和我見過很多家庭因遺囑的死後條款而分裂，因為受益人對遺囑感到困惑，甚至憤怒。童年時期的嫉妒以及真實或想像中的不公平待遇往往會被放大，尤其是當兒子在金錢方面或重要職位上比女兒受到更多偏愛時。
查理和我也看過一些富裕的父母在過世前與家人充分討論遺囑安排的例子，這反而讓家庭關係更親密。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滿意的呢？
4.對時代變遷的反思：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我依然感受到自己的幸運，這種幸運始於1930年我以白人男性的身份出生在美國。我的兩個姊妹，當然，早在1920年通過的《第十九修正案》中就被明確承諾將與男性享有平等的權利。畢竟，這也是我們十三個殖民地在1776年所傳遞的訊息。
然而，1930年時，我出生的這個國家還未真正實現這些早期的願景。在比莉·簡·金、桑德拉·戴·奧康納、魯斯·巴德·金斯伯格以及無數其他人的努力下，情況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改變。
身為男性身分的受益者，我很早就確信自己會變得富有。但無論是我，或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預見美國過去幾十年來所能達到的財富規模。這種變化令人震驚——甚至超越了福特、卡內基、摩根，甚至是洛克斐勒的想像。數十億美元成為了新的「百萬美元」。
我出生時正值大蕭條的開始，情況看起來並不樂觀。然而，複利的真正威力往往體現在生命的最後二十年。因為沒有“踩到香蕉皮”，我現在以94歲高齡依然活躍，擁有巨額的儲蓄——可以將這些“延遲消費的單位”傳遞給那些出生時抽到了“短簽”的人。
我也很幸運，我的慈善理念得到了兩任妻子的全心全意支持並被進一步拓展。無論是我的第一任妻子蘇西，或是第二任的阿斯特麗德，都不相信世襲財富的理念。
相反，我們一致認為，平等的機會應該從出生時開始，而極度炫耀式的生活方式雖然合法，但並不可取。作為一個家庭，我們擁有了我們需要或喜歡的一切，但我們從未試圖透過擁有別人渴望的東西來獲取樂趣。
讓我特別欣慰的是，許多波克夏的早期股東也獨立形成了類似的理念。他們儲蓄、生活得很好、照顧好自己的家庭，並透過複利的力量，將他們的儲蓄轉化為大額甚至巨額財富，回饋社會。他們的「財富支票」被廣泛地分配給那些不太幸運的人。
秉持著這樣的理念，我從二十多歲後期開始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現在，我看著我的孩子們成長為優秀且有生產力的公民。他們在許多問題上的觀點與我和彼此不同，但他們共享的核心價值始終堅定不移。
小蘇西、霍華德和彼得在直接幫助他人方面花了比我更多的時間。他們享受經濟上的舒適，但並未被財富所困擾。他們從母親那裡學到了這些價值觀，而她一定會為他們感到驕傲。
我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