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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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誰是正統?世界秩序,誰說了算?本書乃國際關係的經典論著,以簡明直白的文字,深入淺出地闡述,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局勢的演進,並針對各文明區域的未來發展,做出分析與預測。即使沒有相關背景知識,也能迅速理解與反思。

1989年最重大的歷史事件,莫過於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當時眾多政治學者,對這個事件感到歡欣鼓舞,認為社會主義蘇聯的倒臺,意味著資本主義將會一統天下。

美國兩位政治學家,師徒各自出書發表看法。

山繆·菲利普斯·杭亭頓註1教授以前的學生,日本裔的美國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註2就是其中之一,他受到了黑格爾馬克思那種歷史決定論的影響,認為人類的歷史,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和最終的歸宿。總有一天所有的野蠻、衝突、戰爭都會結束,全人類會找到一個和平的文明的共同的方向,而這一天,也就是歷史的終結之日。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山繆·菲利普斯·杭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年4月18日-2008年12月24日)

進入20世紀以後,人類社會經歷了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又被兩大意識形態,分割成冷戰大幕之後的兩大陣營。最終在臨近世紀末的時候,冷戰終於結束,大幕終於落下。

福山看來,這意味著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終將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政治體制,成為人類政治發展的最後歸宿。於是他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影響巨大的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但是,杭亭頓對這種看法表示懷疑。

今天為大家解讀的書,是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山繆·菲利普斯·杭亭頓教授的扛鼎之作,書名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他1927年出生,2008年去世,在大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他都是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還在卡特總統任期內,做過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

這本書是爭議,也是經典。

這本書出版之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引發了很多的爭議,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準確預言未來的神作,甚至可能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國際政策;也有人認為,這本書是在誤導人們對國際關係的理解。當然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但此書對於世界許多地方的衝突、戰爭,提出了可以切入的觀察和思考角度。

當1989年柏林牆倒塌的時候,冷戰事實上就已經結束了,1990年波斯灣戰爭,行將就木的蘇聯已經無力做出任何反應,只能在電視直播上目瞪口呆,看著美式高科技戰爭秀。

1990年波斯灣戰爭

一年後蘇聯解體,在這個龐然大物瞬間倒地揚起的漫天塵埃中,西方世界歡慶著歷史的終結,彷彿從此之後人類歷史,就將真的只剩下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以私有產權為基石的市場經濟。

然而沒過多久,甚至只是三年五載,各個主要國家的精英人物們就發現,好像沒有那麼簡單,這個世界漸漸變得混沌不清,好多事情越來越看不懂了。  其中最令人迷茫的是:究竟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政治,就是區分敵我。問題是:敵人去哪了?

東方的先哲孟子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西方政治哲學裡也信奉「政治,就是區分敵我。」這是德國政治哲學家卡爾·施密特註3的一句格言。

小布希在發動反恐戰爭前,也曾怒吼:「要麼站在我們一邊,要麼就是我們的敵人。」現在問題來了,敵人去哪了?

George Walker Bush

喬治·沃克·布希(英語:George Walker Bush,1946年7月6日-)常被稱為小布希(Bush Junior)。

曾經對各個主要國家來說,誰是敵人,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鎖定了敵人,然後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合縱連橫這一套才能從容施展開來。政治就像是在滿是暗礁的驚濤駭浪中夜航,敵人的存在就好比茫茫大海中的燈塔,指引著航船前行的方向。

但冷戰後燈塔全部熄滅,海面上一片漆黑,晦暗不明,伸手不見五指,高手行到此間,也不免肝膽俱裂。電影007系列中,英國軍情6處的特務頭子,對詹姆士·龐德淒然說道:「我是多麼懷念冷戰呢!」這句話一定深深打動了電影銀幕前,007的各國同行。

就在這大家都失去了目標和方向的日子裡,杭亭頓教授站了出來,在夜色茫茫的大海中樹立起了一座燈塔,這座燈塔的名字叫做「文明衝突論」。

國際政治走勢,與文明衝突理論的劇本相去不遠。

1993年美國期刊《外交雜誌》上,刊出了杭亭頓27頁的論文「文明的衝突」。1996年杭亭頓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補充材料,紮實文獻,連綴成書,這便有了我們今天要為你講解的這本《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這本書中,杭亭頓教授明確指出,世界的基本組成單位,是遍佈地球的各大文明,而且這些文明之間的力量對比是動態不平衡的。不同的國家圍繞各自歸屬的核心文明,自成一系,文明內部有結構文明之間無秩序文明之間的無序狀態就是衝突衝突的極端形勢就是不同文明之間斷層線上發生的一系列戰爭

這些戰爭往往是由自下而上的衝突點燃的,通常只是有一些文化差異而引起的誤解,卻迅速被彼此不一樣的文明差異放大。最終釀成衝突,甚至戰爭。這些衝突和戰爭,又往往要通過各自文明的核心大國,互相協調,才能自上而下的弭平。而這些衝突的結局,決定了地球上不同文明的未來。

簡單的說,你的敵人就是那個和你不一樣的傢伙。你讀《紅樓夢》,他讀《莎士比亞》,你視謙虛為美德,他覺得謙遜就是缺乏自信。你們一起看電影,最後的武士影片結尾,武士們明知大勢已去,卻仍然向強敵發起決死衝鋒,你激盪於武士們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忠義氣節,他卻認為這樣送死毫無意義。

總之,你們不一樣。

如何看待國家利益?

傳統上大家公認,國家是國際社會中的主要玩家,儘管國家之上有國際組織,國家之下有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和各種牌號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些次一等的準國家行為體,但是真正說了算的還是國家,主權國家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來為人處事,塑造著國際社會的面目。

不過大家主要的分歧在於,如何看待國家利益。有人認為,扒下國家利益的皮囊,你看到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另一些人認為,國家有自己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利益。

還有人認為,國家利益是各種國內利益集團博弈出來的。而杭亭頓認為,國家是根據自己所屬的文明來判斷國家利益的,所以國家如何思考如何行事,關鍵是國家所歸屬的文明類型,真正的斷層線不是國界,而是人心。

由此而來的第一個問題:什麼是文明?

界定文明的客觀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宗教」。

文明這個概念,就像其他很多人類社會的基礎概念一樣,人人都能真真切切的感知到它的存在,但是想進行清楚的界定,卻是極其困難的。一萬個人眼裡,就有一萬種文明的定義。

杭亭頓所能做的,也只是勾勒出文明的基本結構特徵,那就是一整套獨特的信仰,語言、習俗、世界觀、價值觀、生活方式和社會規範。而所有這些界定文明的客觀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宗教」。

正是各種獨特的宗教,界定了不同的文明,而這些以宗教為核心的文明,又賦予了我們每個人獨特的生活目標、價值和意義。說到底,從根本上區分我們和他們的不是國界,不是膚色,而是文明。

所以我們看待文明時,就要以宗教為綱,綱舉則目張,緊緊抓住宗教這個關鍵點,就是抓到了判斷文明的根本。於是放眼望去,原本混沌幽暗的國際社會,在宗教這座燈塔的指引下,一下子清晰可辨起來。

那就是以羅馬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為核心的西方文明,以儒教為核心的中華文明,以伊斯蘭教為核心的伊斯蘭文明,以印度教為核心的印度文明遵循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正教傳統的東正教文明天主教與瑪雅、阿茲特克文明混合形成的拉丁美洲文明,以及混合儒教與神道教傳統的日本文明。除此之外,非洲南部或許也可以算作一個單獨的文明板塊

杭亭頓切割的世界文明圈

杭亭頓認為,還有一些難以被歸類自成一派的國家,比如以色列,同時還有一些處在裂縫中的國家,這些國家中的人具有不同的文明認同,比如烏克蘭。

自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以來,全部人類歷史,就是這七大文明相互激盪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明會選擇不同的政治形態作為自己的載體,諸如城邦、封建諸侯國、王朝帝國,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等等,形式上變動不拘,而文明的主體性本身卻是永恆的。

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下的三層次結構秩序

此外,如果我們對人類歷史有基本的瞭解,就會發現文明就像生物體一樣,是有生命的,有生有死,有高潮、有低谷、有擴張、有收縮,從內涵到外延都是與時俱進的,是發展變化的。比如基督教原生文明,就裂變成羅馬、天主教、君士坦丁堡、東正教,還有基督教新教這幾大支次生文明。

而基督教文明主宰的地域範圍,也從地中海世界一隅,擴張到幾乎全部歐洲、美洲、大洋洲以及亞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區,所有這些基督教次生文明,在現代民族國家的體系下,又在各自內部形成核心國家外圍地帶外部影響區的三層次結構秩序。

比如基督教新教文明,就圍繞英美這兩個文明核心國家展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西北歐、波羅的海的新教國家,形成文明外圍地帶

這些基督教新教的人口,在其他文明區域生活形成的社區,就構成基督教新教文明的外部影響區。比如近代早期,歐洲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以及當今世界非西方文明社會中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社區。

東正教的核心國家無疑就是俄國。白俄羅斯、東烏克蘭、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還有希臘、賽普勒斯等東正教國家,就組成了這個文明的外圍地帶上述國家的東正教人口,在其他文明區定居形成的社區,也構成東正教文明的外部影響區

不但基督教文明區,內部形成這種三層次結構秩序,其他主要文明區也是一樣的。比如中華文明,毫無疑問的,該文明的核心國家是中國朝鮮、越南、新加坡等儒教國家,形成中華文明的外圍地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社區,就構成中華文明的外部影響區

待續


(註1) 山繆·菲利普斯·杭亭頓: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年4月18日-2008年12月24日),當代頗有爭議的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他以「文明衝突論」聞名於世,認為21世紀國際政治的核心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間而非國家之間。杭亭頓與莫里斯·詹諾維茨是20世紀晚期政軍關係研究的先驅者。他個人的政治定位是民主黨右翼。近來,他對美國移民問題的看法亦廣受關注。

(註2) 法蘭西斯·福山:
(英語: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日語:福山よしひろ,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福山於康乃爾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主修古典文獻與政治),並於哈佛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師從山繆·菲利普斯·杭亭頓

(註3) 卡爾·施密特︰
(Carl 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是20世紀德國的著名法學家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對當代法律政治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亦於該等範疇內提出了許多重要概念,例如決斷論制度性保障、實質法治國及法律與主權的關係。可是,施密特同時也是納粹主義的一名忠實信徒及積極參與者,導致其思想、論述受到廣泛的質疑及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