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杭亭頓認為，由文化認同帶動的身份認同，一旦建立起來，只要出現文明斷層線戰爭的苗頭，各方就會迅速向歸屬同一文明的親緣國家尋求支援，從而形成以文明為基本特徵的力量集結。這一點，在波赫戰爭中得到了充分展現。
文明斷層線戰爭能平息，只有兩條途徑。
克羅埃西亞人向同屬天主教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國家德國尋求支持，西方文明各國紛紛站到了克羅埃西亞人一邊，與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作戰。波赫穆斯林則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兄弟，發出聖戰號召，伊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阿爾巴尼亞等穆斯林國家，紛紛派出志願兵和聖戰者赴波赫作戰，而來自俄羅斯和希臘的志願者，則加入東正教兄弟塞爾維亞一邊，與天主教、克羅埃西亞和波赫穆斯林混戰。
最後，這種文明斷層線戰爭能平息下去，只有兩條途徑︰
第一、是交戰各方都打得精疲力盡，戰爭能量釋放到接近枯竭。
第二、是交戰各方歸屬文明的核心國家達成妥協，並且在其主導的文明陣營內部軟硬兼施，約束好各自在第一線作戰的小弟，還有其他支持一線參戰者，其他親緣國家最好達成總體妥協，結束戰爭。
這一點在俄國約束塞爾維亞，最終接受各大國談判，達成帶動和平協議的例證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到此，我們大家可以大致明白，杭亭頓通過觀察和提煉冷戰後，國際格局的最新變化，認為後冷戰時期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意識形態衝突轉向了文明之間的衝突，各個文明內部形成了核心國家、外圍地帶、外部影響區的三層次結構秩序，文明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不同文明交匯處的外部影響區。
在這些文明交匯的邊緣區域，形成文明之間的斷層線，衝突將主要圍繞這些斷層線展開，而文明衝突的規模、走向和結局，將決定人類社會未來的命運。
到底誰才是西方文明的對手呢？
說到這裡，身為西方學者，杭亭頓當然最關心的，還是：誰將是西方文明最強有力的挑戰者？而西方文明又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呢？
要知道在作者寫成此書的1996年，正是西方贏得冷戰和波斯灣戰爭之後的全盛時期，世界處在美國極端霸權主宰之下，再加上西方聯盟的力量，真真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另一方面，世界其他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一個個數過來，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俄國衰落，東正教文明一蹶不振，短期內看不到復興的跡象。
中華文明呢？中國當時正在市場化改革初期，國力還相當不足，實在看不出來有挑戰西方文明的能力和意願。
伊斯蘭文明呢？剛剛在波斯灣戰爭中大傷元氣，又缺乏文明核心國家的領導，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埃及這些伊斯蘭強國，又紛紛與基督教文明核心國家美國結成同盟，整個伊斯蘭世界一盤散沙，不成氣候。
拉丁美洲文明本身也是一盤散沙，又沒有突出的實力，與西方文明又有著很強的親緣關係。在杭亭頓看來，是西方文明統戰的對象，而非威脅。
至於日本文明，本身就侷限在日本一國疆界之內，沒有外圍親緣國家，孤獨而缺乏戰略縱深，本身具有很強的依附性，又處在西方陣營的聯盟體系之內，所以在杭亭頓看來，也是西方陣營的一分子，而非威脅。
那麼到底誰才是西方文明的對手呢？杭亭頓想來想去，覺得只有東亞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有可能在未來構成對西方文明的根本挑戰。在他的有色眼鏡中看來，這兩個文明結成的反西方同盟，將是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來，西方文明遇到的最可怕的挑戰。
中國崛起而不斷升高對峙的中美角力
首先，據杭亭頓的觀察，隨著中國日益釋放出經濟活力，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會驅使中國在東亞尋求一種主導地位。
而且在歷史上所有其他大國，包括英、美、法、德、日、蘇聯等等，在其高速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時期，或者緊隨其後的年代裡，都進行了對外擴張，自我伸張和帝國主義。按照作者的這一邏輯，實在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強大之後不會採取同樣的做法。
在杭亭頓看來，西方文明制衡這種中華文明的崛起，無非就是加強美日同盟，同時以澳大利亞、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為戰略支點，共同遏制中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者如此忌憚中國，是頗有前瞻性戰略眼光的。
時間來到杭亭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在西方領先世界的所有14個領域中，唯有中華文明有能力對西方文明發起全方位的挑戰，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註11）等新興國際金融機制，動搖著西方對國際金融的控制力。中國的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和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美聯儲聯邦基準利率，一起對國際資本市場發揮著基礎調控作用。
人民幣已經成為國際貨幣基金認可的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國際化正在大踏步前進。
13億進入中產階級社會的消費人口，將使中國成為世界最大消費市場。中國早已經是世界工廠，中國的製造業產值，超過緊隨其後幾個國家的總和。
中國海軍在迅速現代化，並且加緊在海外建設軍事基地。中國高技術專利和論文發表數量，雄踞世界前列，並且進展神速。
中國培養著世界最多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中國的太空站遨遊太空，中國的量子衛星獨步天下，再到航母的全產業高科技武器工業體系，中國具有獨立研發生產的能力。因此，在杭亭頓及其擁護者們看來，除了中國再沒有其他任何非西方文明，有能力在所有這些西方傳統優勢領域，向西方發起全面挑戰，一個也沒有。
伊斯蘭文明有獨特的四個優勢
另外一個令杭亭頓頗為忌憚的文明，是伊斯蘭文明。雖然伊斯蘭文明缺乏核心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也屢遭挫折，但是伊斯蘭文明也有其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是穆斯林人口超高的生育率。根據杭亭頓的預測，幾十年之內，穆斯林人口就將超過基督教人口，成為世界第一大族群。
其次是伊斯蘭文明控制著從北非經過中東、中亞和南亞，再到東南亞的廣袤地帶，戰略位置重要，資源豐富，特別是石油資源，這將是伊斯蘭文明手裡的一張王牌。再次是伊斯蘭教自身頑強的生命力，不管在世界任何角落，穆斯林人口都能形成自己獨特的社區，並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宗教特色和文化性格。
最後是伊斯蘭文明可以依託遍佈各地的清真寺，形成無遠弗屆的基層動員能力和活力。
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再加上近年來，穆斯林人口逐漸在西方基督教文明核心區扎下根來，穩步壯大。法國、德國這種傳統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國家，都快成了所謂的法蘭西斯坦和德意志斯坦，這將是西方文明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如果說，中華文明是唯一有能力在西方所有優勢領域，向西方文明發起全面挑戰的非西方文明，那麼伊斯蘭文明則是在宗教信仰內核和人口規模上，向西方施加巨大壓力的非西方文明。
杭亭頓認為，不管現實可行性有多高，他還是構想出一個可能的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同盟，對他來說，這簡直是西方文明徹頭徹尾的噩夢。儘管這兩個文明之間存在本質的差別，而且各自與西方文明的親緣性，都超過了這兩個文明之間的親緣性。
中華文明在政教分離，現代化科學與民主等層面上，與西方文明惺惺相惜。
伊斯蘭文明則在閃米特一神諸教（註12）傳統上，與西方文明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如果說在一個文明衝突的世界上，存在什麼普世價值的話，那麼其中的一條必然是「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原則，本著這個原則，杭亭頓預測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面對西方文明這個最強大的共同敵人的時候，聯合起來與西方鬥爭。在他看來，這符合理性的推算。
對此，杭亭頓所列舉的所謂證據，就是現代國際關係當中，中國與巴基斯坦是準結盟關係，中國和伊朗則是一種戰略夥伴關係。
如何避免文明間的大戰？
那麼在杭亭頓的擘畫下，要對付這種聯盟，西方所急需要做的就是放下成見，聯合所有基督教次生文明，包括與羅馬天主教存在歷史隔閡的俄羅斯東正教文明，以及拉丁美洲次級天主教文明，形成同一個基督教上帝之下的統一戰線，以此來壓制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的聯盟。
當然，在全書末尾杭亭頓也承認，這種文明間的全球對抗是一場人類末日，是當今世界絕對無法承受的。
他進一步認為，要避免文明間的大戰，各文明的核心國家都應該遵循兩條原則行事，那就是所謂的避免原則和共同調解原則。
第一條、避免原則：就是指核心國家應該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衝突，這是在多文明多極世界中維持和平的首要條件。
第二條、共同調解原則：是指核心國家相互談判，遏制或制止各自的侵權國家或者侵權集團，避免爆發斷層線戰爭。
批評聲浪以學術圈的抨擊尤其強烈
講到這裡，這本《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就步入尾聲了。
很多人從感情上、合理性上，都無法接受杭亭頓提出的這幅世界圖景，對他提出了很多的批評和質疑。我們聽到最多的批評，就是他對於文明板塊的劃分太過隨意，忽視了同一個文明板塊內部的複雜性，這樣做在學理上站不住腳，在現實中也找不到很好的依據，用這個理論理解政治現實，一定會出現各種偏差。
比如，如果我們簡單地認為911事件，以及此後發生的阿富汗戰爭，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衝突的典型例子。那麼我們就會忽視伊斯蘭文明內部不同國家不同教派，對於其他文明的態度和看法，我們也會忽視。雖然眾多西方國家在美國的帶領下，參與了旨在打擊恐怖主義的阿富汗戰爭，但是很多伊斯蘭文明國家在這場戰爭中，其實也幫助了西方國家。
沒有任何一個伊斯蘭文明國家，公開聲稱支持塔利班恐怖組織，相反的，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還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塔利班遊行。
第二種批評觀點認為，杭亭頓忽視了文明形成的歷史維度，無論哪一個文明都不可能從古至今一成不變。比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註13）就指出，所謂的自由和民主，也不是西方文明自古以來就有的，而是在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之後才變成主流的，把剛剛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不久的這些價值觀，當作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由來已久的傳統，然後用他們跟非西方的文明做比較。很明顯，在歷史視角上犯了巨大的錯誤。
第三種典型的批評認為，杭亭頓沒有看到文明其實是一個流動的，沒有邊界的現象，非要在不同文明之間豎起僵化的壁壘，這不僅與現實不符，甚至會帶來傷害。
比如著名的人類學家愛德華·薩依德（註14）就指出，杭亭頓對於文明的劃分，完全忽略了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依存關係，他簡單地把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以一種固定的方式對立起來，實際上不是在表述一個政治現實，反而是一種新的政治意識形態，是把一個本來並不存在的衝突，硬生生地放到了人們的頭腦之中。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杭亭頓的這本書，加劇了伊斯蘭極端組織對於西方文明的敵意，或者為這種敵意找到了辯護的理由。這對於我們理解文明在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傷害巨大。
防止文明衝突全面爆發的警世之作
說了這些批評和質疑之後，我們還是要回過頭來，看到這本書的學術和現實意義。杭亭頓本人其實也在不同的場合，反覆強調過他的這本書，並不是要讓大家按圖索驥，找到可能會跟自己產生衝突的文明和國家，對它進行預先打擊。相反的，這本書應該被看成是一個警告，要大家提前看到文明衝突全面爆發的危險，以便想到辦法能夠防止它的出現。
他在書中展現出來的悲觀主義，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它在提醒我們，沒有一個人類社會或者文明狀態，會在歷史上一直保持著繁盛的狀態，而這其中的原因，無庸置疑是超出書中的論述，如何讓宗教、文化、文明之間避免衝突，更是作者要留給關心人類未來的讀者去深思的吧?!
這本《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就為大家介紹到這兒。咱們下期見！
（完）
